这一课，讲崔永元吧（杜课565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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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课，讲崔永元吧（杜课565期）

From 杜骏飞等杜课 2019-04-29

一、崔永元事件的六个问题

1、要不要关注？
2、如何定性？
3、到底正不正确？
4、怎么会这样？
5、大众去哪儿？
6、我们要担心什么？

二、新闻背景

崔永元事件的六个问题

提问人：张杰鑫

一、要不要关注？

杜老师，虽然您非常不愿意谈，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问您：此次崔永元与冯小刚、刘震云、范冰冰及《手机》剧组的大战，您是否一直有所关注呢？

杜骏飞：

我对这些个人恩怨没兴趣，即使他们是红遍全国的艺人或主持人。

我还想说，与崔永元反击“侵权”相比，我更反感一些“公众人物”动辄把他们之间的琐细纠纷暴露在社会大众面前。这种做法，确实饲养了一批社交媒体、娱乐新闻，甚至还受到一大批受众的追捧，但我认为，一个社会大量报道这些事件，是新闻的堕落，也是社会的倒退。

不过，我对崔永元这类风波有兴趣，是因为其学理和本质值得分析。——这类事件，通常是我们了解社会心态、群体动力机制和舆论演化规律的机会。

二、如何定性？

那么，撇开个人恩怨，您怎么看崔永元的爆料行为呢？这可是一个严肃的实名举报。

杜骏飞：

仅就爆料的内涵而言，崔永元的爆料，是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力，也是正义行为——至少在三个层面上如此：关注社会秩序、监督公众人物、揭发不法事实。

这不仅是正义的，而且是有勇气、且值得倡议的行为。

但我们此时还并不清楚，崔永元的揭发多大程度为真，这需要专业部门（例如税务工商、影视管理）给予证实或证伪，这是后者法定的权力，也是其必然的义务。所以，对其法律结果，我们目前不判断为好。

但是爆料的起点和过程，我们都已经看到了：这是一次话题引爆，也是一次明显的议题引导，最初，这还是一次只指向个人的声讨。

尽管我们都认为，娱乐界的偷税漏税、洗钱行为（如果确实存在），被崔永元揭发，无论如何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。但是，对此事的定义，崔永元自己似乎也不认为是一个公共的、单纯的、直接的举报，而是兴起于一次个人色彩的“报复”。

这一点，对于“正义举报”的定性来说，虽不重要，但意味深长。

三、到底正不正确？

此次事件，有人支持小崔，赞赏他的公共精神，鼓励他说真话；也有人抨击他的行为“像疯子一样”，认为他是舆论审判。您怎么看？

杜骏飞：

这就是崔永元此举的独特之处。实际上，在一个法制社会，人们不会惯于以兴起舆论审判来处理名誉权纠纷，正确的做法是：收集证据，提起民事诉讼。

崔永元没有这么做，或许有他自己的理由，例如：他认为自己无把握赢得关于电影本身的民事诉讼。或者：他认为，仅仅靠法律手段，无法消除个人的心头之恨。或者：他不知道应该走法律途径。或者：他认为，在当下，他指望不上法律的保护。或者，他认为，让社会深度卷入，比较符合自己的“人设”和公共形象定位。

我不知道，他的理由是不是这五个理由中的一个，也许，我们都没有猜中真正的理由。

但我们知道，舆论审判，其实不是一个正面词汇，更不意味着科学和正义。在它的发源地美国，媒体审判一词指新闻报道形成某种舆论压力，妨害和影响司法独立与公正的行为。

崔永元后来转向税务机关喊话，才是正确的选择。如果一味交给“网络民意”，形成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社会讨伐，甚至有可能助长民粹主义（populism）。

所以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，我们不仅当尽力避免以公众立场为论据来判断是非，而且，还必须对过于激烈的社会情绪抱有一定的警惕。

四、怎么会这样？

此次事件由最初的个人恩怨演变为娱乐圈“阴阳合同”风波，事件风向一天一变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
杜骏飞：

这是崔永元此举的巧妙之处。在崔与冯小刚、刘震云的既往纠纷中，其实，人们对剧组是否侵权并无明晰的认识，未必会充分肯定崔永元冲冠一怒的合理性；甚至，他们因《手机2》而纠纷再起，更可能会被大众视为一个娱乐事件。

这两点，都不是崔永元所愿意接受的。因此，他无意中选择了“假道伐虢 ” 之策，即：以揭发娱乐圈“阴阳合同”现象为理由，打击《手机2》剧组。

这么做的好处在于，可以在社会大众中，找到道德和法律的最大公约数，形成最广泛的观念联盟。——即使因此而导致“侵权”事件被更换主题，也在所不惜。

自然，如我们所预料，确实有无数“公众”舆论站在了他这一边，无疑，这使得他占据了心理上风、道德制高点、和法律主动权。

五、大众去哪儿？

那么，为什么大众会这么容易转移注意力，为什么社会舆论这么容易被激发呢？

杜骏飞：

德国哲学家马克斯.舍勒（Max Sheller）有一个“怨恨理论”。他认为，“怨恨是一种有明确前因后果的心灵自我毒害。这种自我毒害有一种持久的心态，它是因强抑某种情感波动和情绪激动，使其不得发泄而产生的情态；这种强抑的‘隐忍’力通过系统训练而形成。”

以本案为例，在崔永元个人那里，这种怨恨是十几年反复积压、未能纾解的结果。在社会大众那里，则是形形色色的社会阶层怨恨、文化怨恨、政治与法律怨恨的叠加：

社会大众对娱乐明星占据高社会阶层的不满，对富人“原罪”的不满，对不良社会秩序的不满，对低俗娱乐界的不满，对偷税漏税之类不法行为的不满，对演艺界长期以来为富不仁的不满，诸如此类。

按照怨恨理论，怨恨的出口是报复。报复有两个本质特点：一是抑制隐忍，二是无能体验。在崔永元没有宣扬证据、代表社会宣战之前，社会公众同时具有这两种感受。

在崔永元将“范冰冰及其同侪群体（包括《手机》剧组）逃税”报复感转化成报复欲时，社会大众对这些具体对象的价值否定，使无能意识、抑制情绪完整地涌现出来，社会怨恨便显现出其同仇敌忾的力量。

与此同时，因为投注了巨大的“代入感”，社会公众也就容易将对反逃税的认同投射到对电影侵权的认定上。

这是有利于崔永元的结果。

六、我们要担心什么？

为了报复冯小刚和刘震云，崔永元向刘震云女儿、冯小刚夫人徐帆开刀，之后又似乎表达了某种歉意。您怎么看他的这种做法？

杜骏飞：

心理学上，有一个踢猫效应（kick cat effect），是指一个寻求心理补偿的人，会对弱于自己或者等级、低于自己的对象发泄不满情绪。

当一个人被强者攻击、情绪变坏而又无能为力时，潜意识会驱使他选择一个弱者或无法还击的人发泄。

虽然，崔永元所做的一切，都有自己的“正当理由”，但就情绪管理和行为管理来说，这不是一个明智的策略，也不出自一个健康的心理。我不喜欢这个意义上的崔永元——即使我同样谴责《手机》曾伤害了崔永元的家人。

如果人人遵循踢猫效应，社会必然形成一条向下传导的愤怒链条，最终的承受者，即“猫”，一定会是最弱小的群体。

这样的社会，既不正义，也不名誉。

新闻背景

近日冯小刚宣布拍摄新片《手机2》，引来崔永元的炮轰。两人的恩怨要追溯到十几年前，冯小刚拍摄电影《手机》时，提出想以崔永元为原型或是以一个谈话主持人为原型拍一部喜剧片，让崔永元出出主意。03年崔永元因生病，由他主持的节目换成了和晶。而在冯小刚的电影里，由范冰冰饰演的武月是因为与由葛优扮演的严守一有不正当关系，节目才换成武月主持。此情节被猜测隐射崔永元外遇，电影一上映，严重影响了崔永元的生活，破坏了其夫妻关系，甚至他的母亲也来质问他，这加重了崔永元的病情。《手机》给崔永元的生活极坏影响，冯小刚从来没有解释或道歉，崔与冯的关系就此破裂。如今，《手机2》开拍的消息再次惹怒了崔永元。

5月28日，崔永元在微博上发表“猜猜看：一个人演一出戏，为什么要签两份合同？......”的博文，一石激起千层浪。“阴阳合同”、“大小合同”成为大众最关心的问题。范冰冰也因此卷入风波。范冰冰工作室所在地江苏省无锡市，国家税务总局“已责成江苏等地税务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核实。如发现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行为，将严格依法处理。”崔永元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，有一抽屉的合同，需要的时候会拿出来。

6月5日，崔永元称范冰冰已向他道歉，并约见税务部门面交材料。

一场崔与《手机》剧组的恩怨演变成天价片酬背后惊天内幕的娱乐圈风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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